最高貴的人
聖者極難得,不是每個家族都能生出聖者,
但聖者出生的家族和樂興旺。(偈 193)
阿難尊者有一天突然想起一個問題:「我們的老師--佛陀告訴我們,純種的大象只生長在參達塔和優薩陀種中,純種馬只生長在信度種中,純種牛只生長在優沙帕種中。事實上,他只告訴我們有關純種象、馬、牛的事,但卻未提及最尊貴的人到底生長在何處?」
經過一陣思考後,阿難尊者就前去請教佛陀這個問題。
佛陀回答他:「阿難!最尊貴的人並不生長在某一特定的家庭中。但,最尊貴的人生長的家庭,一定快樂興盛。」
•摘錄自•《法句經•故事集》達摩難陀法師著
淨宗初祖∼廬山慧遠大師(下)
調和政教關係及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,是慧遠一生事業中極有光輝的部分,前者發生在東晉末年,後者則體現在慧遠一生的努力中,但也以東晉末年所為最為集中和突出。
主要的問題是僧侶應不應該遵守世俗禮教,禮敬君親?這個問題最先是由晉成帝時的輔政大臣庾冰提出的,當時未能解決,晉末桓玄在謀劃篡晉稱帝之時,又重新提出沙門應禮敬王者的問題,在僧俗兩界引起了一場劇烈的辯論。慧遠參加了這場大辯論,先後寫了《答桓太尉書》和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。他總結了前人的意見,概括指出佛教具有陶冶人民心情、從而移風易俗的社會職能,又有上俾皇極、幫助帝王實行統治的政治職能,並創造性地把佛教義理同維護名教的傳統理論,有機地協調起來,把佛教的適應世俗求同對出世間的追求分別開來,以此作為其佛教處世的理論基礎和主要方法。他認為,處俗弘教的在家信徒必須做到奉上之禮、尊親之敬、忠教之義,也就是對君對親必須盡忠盡孝。這種說法,實際上把佛教同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完全糅合在一起。
另一方面,慧遠又認為,出家修道的佛教僧侶必須隱居以求其志、變俗以達其道。也就是要高尚其跡,在服章和行事上不同於世俗禮教的規定,似乎把佛教的特殊作法與名教典禮對立起來,但他極力爭得沙門不敬君親的特殊禮遇,目的是要統治者從禮的形式上向沙門讓步,抬高僧侶的社會身份,使他們能更廣泛、更深刻地影響群眾,從根本上維護統治者的利益,最終使佛教由僧徒個人的事情變成國家的事業。
慧遠的這種理論,為多數僧俗上層人物所接受,桓玄在篡位稱帝之後,為了爭取僧俗信徒的支持,特詔允許沙門不禮敬王者。這樣,在沙門應不應該盡敬君親的論戰中,慧遠取得了形式上的勝利,而在實質上,這場大論戰則以王權和佛教的調和而收場。
慧遠把協調政教關係與協調佛教、傳統文化的關係結合在一起,他在自己的論證中把儒家的許多基本思想,組織到佛教教義之中,最顯著的是把儒家的「禮」的觀念引進佛教。例如他在《袒服論》中把沙門的袒服說成是天竺的「國法」,具有「盡敬於所尊,表誠於神明」的意義。又把袈裟、缽盂等僧侶的用具解釋成佛教的殊制名器,屬於佛教的禮制,而只有這樣的禮制,才能保障佛教的獨立弘法,制約僧眾依法尋道。這種從名器禮制角度考察佛教的服用器皿以至行為儀表的作法,是慧遠的創造,其立論根據就是儒家思想,是儒家經典把外在的禮同內心的盡敬結合起來的觀念。
在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中,慧遠詳盡地闡述了「內外之道可合」的原則,認為佛教和儒家「出處雖異,終期則同」,也就是說兩者在具體做法上各不相同,終極目標卻是一致的。這種立場,實際上成了以後中國佛教主流所遵循的思想綱領。日後中國佛教史上的孔釋「殊途同歸」、「三教一源」思想,都可以追溯到慧遠的這些說法上。
慧遠的一系列論著,極力把佛教社會抬得高於一切,但其思想實質,卻是讓佛教的外來思想服從並容納於儒家的基本觀念內。所以經過慧遠改造的佛教體系,具有結合中國的社會、政治實際,聽命於世俗要求的性質,向著佛教中國化邁進了一大步,由此受到了世俗統治階級的歡迎。加之他領導的廬山僧團注重學理,奉戒無虧,不參加田園、商販借貸等流俗經營,深受統治者的讚賞,所以桓玄在下令沙汰僧尼時,特別關照說:「唯廬山道德所居,不在搜簡之列。」可見慧遠對於佛教義理的發展,對於廬山僧團的組織領導,都是卓越絕倫的,不但對於維持東晉佛教的正常發展有無可倫比的貢獻,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慧遠逝世於東晉義熙十二年 (417年),享年八十三歲。他的一生,幾乎與東晉一代相始終。他的老師道安曾經說過:佛教在中國的弘揚,大概要靠慧遠了。慧遠一生的努力,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,證明道安是有知人之明的。慧遠學識和精神的感人,從謝靈運的態度上可以明顯看出。謝靈運是東晉第一流高門士族,本人富有才學,從來不肯服人。但一見到慧遠,卻肅然心服。慧遠死後他作了一篇《廬山慧遠法師誄》,贊頌慧遠在江東振興佛教,致使「聞風而動,四海同歸」,他對慧遠評價之高,於此可見。南齊釋道慧十四歲時,讀《慧遠集》,感慨歎息,恨自己生得太晚,不能親炙慧遠的教誨。於是和同學智順溯流千里,到廬山瞻仰憑吊慧遠遺跡,流連三載,才返回建康。梁代釋慧皎為慧遠作傳,說天竺和西域的重要經典,關中流行的新興學說,所以能傳播到江東,都是靠慧遠的力量。這些贊頌之詞,崇拜之舉,說明慧遠的道德學問,感人至深,早在南朝已有定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