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陀及其教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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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宗初祖∼廬山慧遠大師

  慧遠 (334~416) 東晉僧。我國淨土宗初祖。廬山白蓮社創始者。雁門樓煩 (山西崞縣) 人,俗姓賈。出身於儒學世家,自幼好讀書,十三歲隨舅舅到許昌、洛陽一帶遊學,廣泛學習了儒家經典,對於老子、莊子的學說尤為精通。東晉永和十年 (354年),他二十一歲,已計劃好要渡江拜訪博通經學的名儒范宣子,與他共同隱居講學。但此時趙國國內大亂,南北戰事又起,道路阻絕,把他的計劃打斷了。南下不成,聽說道安在太行恆山 (今河北阜平北) 立寺傳教,他便帶著弟弟一同前往。這一去遂成為他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。

  那時道安正帶著弟子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輾轉傳教,影響很大。慧遠來到恆山,一見道安便衷心拜伏,認為真是自己的老師。於是和弟弟毅然剃髮,出家為僧,在道安門下虛心鑽研佛理,並立下大志,把弘揚佛教作為自己的崇高使命。

  在戰亂中,僧徒們的生活很困難。特別是慧遠兄弟,初來乍到,連御寒的衣物都很缺乏。但他兄弟倆人卻不為困難所屈,依然和睦友愛,安心學道。有同學見了,很受感動,暗暗贈送給他們買燈燭的費用,使他們夜間也能堅持學習。由於慧遠出家前有深厚的儒學、老莊玄學的基礎,出家後又勤奮努力,所以很快就掌握了艱深的佛理,深受道安的贊賞,同學們也很羨慕和佩服。他二十四歲那年,已經能夠獨立升座說經。有一次,他講經時有位聽眾就「實相」的義理提出質詢,慧遠用佛經的名詞、概念加以解釋,說來說去,還是不能使人領悟。他就試著用《莊子》中的道理來打比方,這麼一說,對方就豁然明白了。道安得知此事,特准慧遠在讀佛經之外,兼讀世俗書籍。這就使慧遠能夠以佛學為主,融會儒學、玄學的思想,形成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。

  慧遠追隨道安在恆山等地講經傳道,共經十年。至晉哀帝興寧三年 (365年) ,道安率徒南下,慧遠也隨師來到襄陽。在襄陽,道安被鎮將朱序留住不放,只得把徒弟們分派到各地去廣泛傳播佛教。慧遠也於此時,帶著十幾名徒弟繼續南下。臨別之時,道安對徒弟們都一一叮嚀囑咐,唯獨慧遠未蒙一句贈言。慧遠惶恐,跪下對道安說:「大家都受到老師的教誨勉勵,獨我例外,不蒙一言,我心中多麼不安啊!」道安說:「你和別人不同,對於你,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?」一句話,道出了道安對慧遠的高度賞識和信任。

  告別老師道安之後,慧遠先到荊州,不久便到了廬山。江州 (江西九江市) 刺史桓伊特地為他創建了東林寺。從此他一直居於廬山,三十七、八年間足不出廬山虎溪,為佛教的發展孜孜不倦地努力,成為南方佛教的傑出領袖。

  慧遠在廬山的事業,主要包括自己修行、從事著述和組織譯經,收徒授業,與士族高官來往、調和政教關係及佛教與傳統文化關係幾個方面。

  在修行方面,慧遠自我要求極嚴。他率眾行道。昏曄不絕。致使許多操守謹嚴的僧人慕名遠道前來依附,使廬山名僧濟濟,形成了以慧遠為中心的廬山僧團。還有不少未出家的居士,也聞風前來向慧遠請教。慧遠把這些僧人和居士們緊緊團結在身邊,與北方鳩摩羅什領導的僧團遙相呼應,使廬山與長安一樣成為佛教重鎮。

  在宗教實踐上,慧遠不但心極虔誠.且富於創造。他聽說天竺月氏國那竭呵城南石室中有「佛影」,就派人背山臨流,營筑龕室,繪佛「光相」,虔誠禮拜。後來,他又率領同好 (主要是他在廬山的出家弟子,和前來就教的在家居士如彭城劉遺民等人),共一百多人,在精舍無量壽佛像前,建齋立誓,共同發願,希望往生西方極樂淨土。由此創造了一種彌陀淨土信仰,這種信仰和修行方法,很快由廬山傳播到各地,後世的淨土宗就是從慧遠的淨土信仰演變發展成的。

  慧遠的著述,有論、序、銘、贊、詩、書等各種體裁,共五十餘篇,集為十卷。在內容上則是大小乘兼綜,以佛學為中心,而又廣泛吸收百家學說,具有會通儒、釋、道諸教思想的特色。

  慧遠的著述、傳道和交遊幾方面是緊密結合的。他所交遊,不分華夷南北、朝野逆順,也不分貴賤士庶、儒釋玄道,都不親不疏,以禮相待。所以名士如彭城劉遺民、雁門周續之、新蔡畢穎之、南陽宗炳、張萊民、張季碩以至謝靈運等;高官如殷仲堪、桓玄、何無忌、劉裕乃至晉安帝等;異族如後秦皇帝姚興、王公姚嵩等;叛逆如盧循等,都與慧遠有密切的往來。慧遠認為出家為僧就是方外之賓,所以不管世俗的是非順逆,皆情無取捨。這既是貫徹佛教眾生平等、佛化普沾的原則。

  與慧遠往來的人,多數是向他求教,或與他商討學問的。所以慧遠與這些人往來的過程,往往也就是慧遠向他們傳道授業的過程。例如劉遺民,自幼讀百家書,也喜歡研究佛理。他曾從道生那堭o到僧肇著的《般若無知論》,立即送給慧遠看,兩人一起研究討論。劉遺民曾寫過《釋心無義》,他的佛學修養無疑得到過慧遠的幫助。又如雷次宗,入廬山拜慧遠為師,慧遠曾為他和宗炳等人講授過《喪服經》。以後雷次宗把慧遠講的內容整理成《略注喪服經傳》,又寫了《毛詩序義》二卷,並到京城開館教授弟子儒學,又為皇太子諸王講《喪服經》。很顯然,雷次宗關於《詩》、《禮》,特別是《喪服經》的知識,是深受慧遠的教益的。雷次宗的同學宗炳甚至認為,雷著的義旨皆得自慧遠的面授。再如殷仲堪,愛讀《老子》,喜歡《易經》。他在赴任荊州刺史途中,特意登廬山拜會慧遠,二人共臨北澗,論《易》之體,討論了很久,殷仲堪受到很多啟發。以後殷曾稱讚慧遠學識深明,一般人是很難達到的。

  慧遠為學博大精深,常常給人以教益,但他並不自滿,總是利用一切可能向學有專長的人求教。鳩摩羅什從涼川來到長安,慧遠聞訊即通信問好,此後兩人書信不斷,經常認真探討深奧的教義。慧遠對鳩摩羅什的事業也有很大的幫助。羅什譯出的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等重要大乘經典,起初只流行於關中地區。經過慧遠的努力提倡,後來在江東也流行開來。

  此外慧遠又請著名的律學大師僧伽提婆,到廬山來翻譯出關於禪數的重要經典《阿毗曇心論》四卷和《三法度論》二卷。還請禪學大師佛陀跋陀羅譯出了《達磨多羅》禪經二卷。僧伽提婆的《毗曇》學說,佛陀跋陀羅的禪法,由於慧遠的介紹和提倡,都在江東得到流行,對後世有較大影響。慧遠本人並不是禪僧,也不是小乘學者,但他不抱門戶之見,不但不加以排斥,反而兼容並蓄,大力提倡,於此我們可進一步看到慧遠學術的博大恢宏。

  慧遠博洽的學風對於他的弟子們有很大的影響。在慧遠治學精神的薰陶下,他的弟子們大多有博采眾長、多才多藝的特點。正如後人概括指出的,慧遠的弟子們有的義解深明,有的匡拯眾事,有的戒行清高,有的禪思深入,都能有名於當時,其學術則流傳到後代。

  調和政教關係及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,是慧遠一生事業中極有光輝的部分,前者發生在東晉末年,後者則體現在慧遠一生的努力中,但也以東晉末年所為最為集中和突出。

  主要的問題是僧侶應不應該遵守世俗禮教,禮敬君親?這個問題最先是由晉成帝時的輔政大臣庾冰提出的,當時未能解決,晉末桓玄在謀劃篡晉稱帝之時,又重新提出沙門應禮敬王者的問題,在僧俗兩界引起了一場劇烈的辯論。慧遠參加了這場大辯論,先後寫了《答桓太尉書》和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。他總結了前人的意見,概括指出佛教具有陶冶人民心情、從而移風易俗的社會職能,又有上俾皇極、幫助帝王實行統治的政治職能,並創造性地把佛教義理同維護名教的傳統理論,有機地協調起來,把佛教的適應世俗求同對出世間的追求分別開來,以此作為其佛教處世的理論基礎和主要方法。他認為,處俗弘教的在家信徒必須做到奉上之禮、尊親之敬、忠教之義,也就是對君對親必須盡忠盡孝。這種說法,實際上把佛教同中國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完全糅合在一起。

  另一方面,慧遠又認為,出家修道的佛教僧侶必須隱居以求其志、變俗以達其道。也就是要高尚其跡,在服章和行事上不同於世俗禮教的規定,似乎把佛教的特殊作法與名教典禮對立起來,但他極力爭得沙門不敬君親的特殊禮遇,目的是要統治者從禮的形式上向沙門讓步,抬高僧侶的社會身份,使他們能更廣泛、更深刻地影響群眾,從根本上維護統治者的利益,最終使佛教由僧徒個人的事情變成國家的事業。

  慧遠的這種理論,為多數僧俗上層人物所接受,桓玄在篡位稱帝之後,為了爭取僧俗信徒的支持,特詔允許沙門不禮敬王者。這樣,在沙門應不應該盡敬君親的論戰中,慧遠取得了形式上的勝利,而在實質上,這場大論戰則以王權和佛教的調和而收場。

  慧遠把協調政教關係與協調佛教、傳統文化的關係結合在一起,他在自己的論證中把儒家的許多基本思想,組織到佛教教義之中,最顯著的是把儒家的「禮」的觀念引進佛教。例如他在《袒服論》中把沙門的袒服說成是天竺的「國法」,具有「盡敬於所尊,表誠於神明」的意義。又把袈裟、缽盂等僧侶的用具解釋成佛教的殊制名器,屬於佛教的禮制,而只有這樣的禮制,才能保障佛教的獨立弘法,制約僧眾依法尋道。這種從名器禮制角度考察佛教的服用器皿以至行為儀表的作法,是慧遠的創造,其立論根據就是儒家思想,是儒家經典把外在的禮同內心的盡敬結合起來的觀念。

  在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中,慧遠詳盡地闡述了「內外之道可合」的原則,認為佛教和儒家「出處雖異,終期則同」,也就是說兩者在具體做法上各不相同,終極目標卻是一致的。這種立場,實際上成了以後中國佛教主流所遵循的思想綱領。日後中國佛教史上的孔釋「殊途同歸」、「三教一源」思想,都可以追溯到慧遠的這些說法上。

  慧遠的一系列論著,極力把佛教社會抬得高於一切,但其思想實質,卻是讓佛教的外來思想服從並容納於儒家的基本觀念內。所以經過慧遠改造的佛教體系,具有結合中國的社會、政治實際,聽命於世俗要求的性質,向著佛教中國化邁進了一大步,由此受到了世俗統治階級的歡迎。加之他領導的廬山僧團注重學理,奉戒無虧,不參加田園、商販借貸等流俗經營,深受統治者的讚賞,所以桓玄在下令沙汰僧尼時,特別關照說:「唯廬山道德所居,不在搜簡之列。」可見慧遠對於佛教義理的發展,對於廬山僧團的組織領導,都是卓越絕倫的,不但對於維持東晉佛教的正常發展有無可倫比的貢獻,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。

  慧遠逝世於東晉義熙十二年 (417年),享年八十三歲。他的一生,幾乎與東晉一代相始終。他的老師道安曾經說過:佛教在中國的弘揚,大概要靠慧遠了。慧遠一生的努力,沒有辜負老師的期望,證明道安是有知人之明的。慧遠學識和精神的感人,從謝靈運的態度上可以明顯看出。謝靈運是東晉第一流高門士族,本人富有才學,從來不肯服人。但一見到慧遠,卻肅然心服。慧遠死後他作了一篇《廬山慧遠法師誄》,贊頌慧遠在江東振興佛教,致使「聞風而動,四海同歸」,他對慧遠評價之高,於此可見。南齊釋道慧十四歲時,讀《慧遠集》,感慨歎息,恨自己生得太晚,不能親炙慧遠的教誨。於是和同學智順溯流千里,到廬山瞻仰憑吊慧遠遺跡,流連三載,才返回建康。梁代釋慧皎為慧遠作傳,說天竺和西域的重要經典,關中流行的新興學說,所以能傳播到江東,都是靠慧遠的力量。這些贊頌之詞,崇拜之舉,說明慧遠的道德學問,感人至深,早在南朝已有定論。